毛丽娟，夏杰长：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

引用本文：毛丽娟，夏杰长.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3):71-79.

作者简介：毛丽娟（1989—），女，重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服务经济与旅游管理研究。

摘   要：旅游业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和就业机会，并联动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然而，旅游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假说始终存在争议，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旅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移情况和居民福利效用变化，使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并具体区分了旅游业发展对沿海发达省份和内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影响之间的差别。

关键词：旅游业；区域发展；经济增长；一般均衡

2019年全球旅游总人次（包括国内旅游人次和入境旅游人次）为123.1亿人次，较上年增长4.6%；全球旅游总收入（包括国内旅游收入和入境旅游收入）为5.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6.7%。旅游业通常被视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和就业机会，并联动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旅游业驱动经济增长假说实际上来源于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该假说基于李嘉图贸易模型。李嘉图指出，不同国家在商品生产上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可通过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商品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借助国际自由贸易增加整体福利。根据李嘉图贸易模型可知，旅游业可以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非传统出口业，旅游业的发展对欠发达地区的带动效应更大，并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虽然关于旅游业对地方经济影响的主流思想依然是旅游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其忽略了旅游业发展对地方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且现实情况是，随着旅游度过了快速发展的初期阶段，其对地区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复杂，甚至在部分城市呈现“荷兰病”的特征。比如，自2004年开始，澳门实施以旅游博彩业为主导的政策导向使澳门旅游业快速发展，收入大幅增加，外资大量流入旅游博彩业，使得经济不断升温，这也曾被经济学界认为是最为有效的政策。但是，旅游博彩业的高速发展呈现出一家独大的趋势，削弱了澳门其他产业的竞争力，造成产业结构不均衡加剧，并引发物价上涨，尽管居民收入有所上升，但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这种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模式完全是由外部需求所推动的，城市功能设计主要是为旅游者所服务的，城市资源、就业都在向旅游业倾斜，使得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且由于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特点，使得城市的发展也具有脆弱性。

然而，大量文献使用跨国数据、某个国家或城市数据来研究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研究结论不甚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Balaguer等分析了西班牙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首次验证了旅游业主导经济增长假说；Brida等证实了旅游业对墨西哥经济增长的长期正面影响；Habibi等运用增长分解法研究发现，伊朗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Sharif等揭示，短期内经济增长推动着旅游业的发展，而长期则是旅游业推动经济增长。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旅游目的地本身经济水平的影响，如Sequeira等发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似乎更能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Paramati等通过研究可知，旅游业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对不同经济体的影响程度不同；Lee等比较了旅游业对经合组织国家和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发现旅游业发展对非经合组织国家的影响更大；Soukiazis等利用条件收敛模型得出结论，葡萄牙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通常来讲，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吸引力大于发达地区，旅游消费产生了从富人到穷人的潜在转移效应，并且旅游业的发展能在短时间内为旅游目的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低技能就业机会，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通常会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更大。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支持旅游业驱动经济增长假说。如，Britton指出，旅游业可能会维持社会阶层，甚至加剧地区不平等，并会刺激经济、环境和社会等其他问题；Copeland指出，在没有征税、扭曲和外资所有权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提高非贸易品价格和改善贸易条件，旅游的增长才会有益于旅游目的地国家；以英国Cornwell地区为研究对象，Andrew通过该地区的旅游住宿与饮食相关统计表明，旅游业发展有利于财政平衡，提高地区经济和居民生活水平，但若过于集中发展反而会造成城市工业的衰退；Croes等以波兰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旅游业对波兰的经济增长短期存在正向效应，但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影响；利用1995—2013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Zuo等研究了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旅游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倒U形或N形关系，说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非一直是正面的，短期来看带来的是正面效应，而长期带来的则是负面效应；Krakover提出，旅游业对区域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区域差异的影响是复杂和矛盾的，而这些影响在旅游领域很少得到实证检验；Haddad等研究认为，巴西的旅游业在国家层面上是一个零和博弈；Capó等认为，旅游业扩张可能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Devereux等认为，由于旅游业可能会取代以出口税或进口补贴为主的贸易体制中产生的福利。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目的地本身经济水平、地理规模、特定市场等因素的影响，即旅游业发展并不总是能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甚至有可能加速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Tisdell等提出了入境旅游与中国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基尼系数，比较发现国际旅游的空间集中度高于整个社会经济的空间集中度，这意味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加速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Gymen等发现，旅游业发展加剧了土耳其的地区不平等，因为旅游资源并非均匀分布，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旅游相关投资。

那么，中国发展到现阶段，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笔者旨在利用中国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与现有文献相比，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①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目前，国内相关主题的文献大多集中在研究某一特定区域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国外相关主题中以中国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文章数量较少。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基于中国国家层面出发研究旅游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此次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旅游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成果。②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旅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移情况和居民福利效用变化。现有文献基本上都是采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极少有从理论上去分析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机制。③为了解决变量之间可能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和差分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带来的影响。④具体区分了旅游业发展对沿海发达省份和内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影响之间的差别，并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一、理论分析与模型设计

1.理论分析

遵循“资源陷阱”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旅游业发展对国家或岛屿影响，假设各生产部门的产品价格不同且部门间资源灵活流动。以城市旅游为研究对象，构建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且允许工资浮动以及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自由流动，以便最大程度贴近现实。对于小型开放经济体来说，通常将部门构成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由于旅游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其生产和消费均在同一个地方，Copeland等认为旅游产品（包括旅游服务）属于非贸易品，但实际上旅游产品是由非本地的旅游者所消费的，因此，旅游产品应该归类为贸易品。

假设小型开放经济体是由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构成，贸易部门分为蓬勃发展的旅游部门和其他贸易部门，如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非贸易部门则是由服务业和建筑业等部门构成。

假设贸易部门的价格是外生的，是由经济体外部市场所决定的，而非贸易部门的价格则是由经济体内部市场的供需所决定的。部门之间唯一的自由流动要素是劳动力，当各部门工资达到均衡时，劳动停止流动，并假设经济体是充分就业的。

式中：L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劳动力总量；LT为旅游部门劳动力总量；LM为其他贸易部门劳动力总量；LF为非贸易部门劳动力总量。

因此，当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旅游业发展时，即外部世界对该经济体的旅游需求增加时，旅游价格也随之上涨。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旅游需求的上升必然要求旅游供给的增加，而旅游部门所提供的旅游服务产品无法通过提高产出效率来增加产出，只能通过工资上涨的途径吸引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流向旅游部门，导致其他部门的产出下降。

式中：Y为经济体国民收入；WT、WM和WF分别为旅游部门工资率、其他贸易部门工资率和非贸易部门工资率。

在其他部门价格、需求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的增加，进而增加经济体内部市场的需求，即非贸易部门的消费增加，这会带来非贸易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根据供给需求理论，产品价格上升会刺激供给市场生产更多产品。为了生产更多产品，要么提高产出效率以抵消非贸易部门因旅游的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流失，要么通过工资上涨机制使得更多的劳动力从其他贸易部门流动到非贸易部门。最后，不得不通过增加“进口”来满足其他贸易部门的生产下降。

如果不考虑所有修正因素，国民收入Y可以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则Y等于总消费＋总投资＋政府购买＋净出口，这里假设总投资和政府购买为零，则Y等于旅游部门净出口+非贸易部门总消费+其他贸易部门总消费-其他贸易部门净进口。用Y表示旅游业发展前后居民福利的差额，则

所以，旅游业的发展能否给小型开放经济体居民带来正向经济福利效应，取决于前面两个部分和后面一个部分之差，即旅游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旅游业的发展会带来非贸易部门产业的增长和除旅游外的贸易部门产业的萎缩，旅游业的发展可能会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可能引起居民的“贫困化”。因此，在发展初期，旅游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效应还未显现，受旅游业影响的非贸易部门消费的提升还未带来该部门工资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得除旅游部门外的其他贸易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进而增加其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以至于产生的经济福利被转移到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地区；而到一定程度，旅游业发展到足以改变非贸易部门工资率时，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力会被逐渐转移到旅游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此时其他贸易部门的产能不足以供应需求而不得不通过进口来满足区域内部需求，此时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如果再进一步发展，边际效应将递减为零，甚至为负，最终导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开始变成负效应。总的来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可能是先增加后减少的。

2.基本模型

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最重要的假定是误差项与回归量正交，即误差项与解释变量X之间不相关、解释变量是外生的。此外，前期经济发展水平对当期有动态影响，这种滞后效应在普通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并没有考虑进来。为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也使此次模型更加符合现实，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来研究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模型如下：

式中：yi,t为i省t年的人均GDP；yi,t-1为i省t-1年的人均GDP；TRi，t为i省t年的旅游总收入占GDP比例；Xi,t为其他控制变量；θt为年份效应，用以控制各省份经济形势等随时间的变化；δi为省份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各省份不被观察到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性；εi,t为误差项，α0为常数项。

但是，式（4）可能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第一，模型受到一些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这些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并没有纳入模型；第二，旅游业和区域发展之间可能互为因果，即旅游业的发展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本身可能会对旅游业产生影响；第三，其他控制变量，如平均受教育年限可能具有内生性，因为是否继续接受教育既可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可能受到GDP影响。要解决内生性问题就需要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因此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动态面板进行估计分析。

3.变量设计

因变量为2000—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由于人均GDP数据是按当年价格统计的，采用各省GDP指数进行平减计算，以2000年为不变价格。

如前所述，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因此旅游规模（TR）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由于资本投入（CAP）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模型中加入了资本投入（CAP）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其他一些重要的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EDU）、全球化程度（OPEN）和政府支出规模（GOV）。

（1）旅游规模（TR）

旅游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支柱，从2010年至今，国内旅游收入均占旅游总收入的80%以上，相比于以往通常用入境旅游收入数据相比，用旅游总收入来分析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准确。旅游规模可以反映区域旅游的发展程度，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的《中国旅游统计年鉴》。

（2）资本投入（CAP）

由于资本投入（CAP）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在模型中加入CAP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资本投入用资本存量与各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表示，其中资本存量计算方法是基于单豪杰的方法，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以及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3）受教育程度（EDU）

由于统计数据中没有直接的受教育程度数据，通过将小学学历设定6年、初中9年、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12年、高等职业教育14年、大学专科15年、大学本科16年、研究生19年来计算各省的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4）全球化程度（OPEN）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对外贸易和获得外资两方面，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

（5）政府支出规模（GOV）

政府支出规模用政府消费支出占各省市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

表1显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包括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差异与比较。所采用的分类依据是中国社会研究院所划分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其中辽宁、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河北为沿海发达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为内陆欠发达地区。

分析表1可知，全国人均GDP平均值为10962.75元，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值为17713.82元，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值仅为7249.65元；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2年，沿海发达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4年，内陆欠发达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2年；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规模占比和进出口贸易额占比高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存量占比和政府支出占比高于沿海发达地区。

二、实证研究结果

1.描述性分析

作为我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国内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支柱。2010年至今，国内旅游收入均占旅游总收入的80%以上。2013年，国内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高达89%，到2018年，国内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也已经达到86%。因此，相比于以往通常用入境旅游收入数据相比，用旅游总收入或国内旅游收入来分析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更为准确。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占全国旅游总收入的比例从2000年的68%逐步下降至45%左右，反之，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总收入占比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结合旅游收入占GDP的比例来看，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相比相差无几，这意味着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旅游业发展一样在不断提升。这些统计结果表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可能在内陆欠发达地区更为显著。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平衡情况，分别计算旅游业和经济指标的基尼系数。

中国旅游业发展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基尼指数的计算结果见图1。中国旅游业发展基尼系数在不断下降表明区域间的旅游业发展差异在不断缩减，即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速度显著快于沿海发达地区，尽管现在的基尼系数依然在0.3，但这两个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水平在逐步接近。经济发展的基尼系数从0.317下降到了0.3，尽管下降得并不多，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略有改善。可以认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因素并非旅游业，而是受到其他更为重要因素的影响，但旅游业的发展还是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至于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效应以及随着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变化则需要通过计量模型来得到。

2.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表2的估计结果给出了全国所有省份和不同地区组的估计结果和显著性水平，第1列显示的是基本回归结果，数据包括全国31个省市区。第1列中，上一年（yi,t-1）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受教育程度和全球化程度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关于旅游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理论分析部分所预想的那样，旅游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形，即旅游业的发展在初期会带动经济增长，但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边际效应会逐渐减少，并最终带来负面效应。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旅游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旅游业的发展，意味着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增加，也预示着旅游目的地经济结构的改变。旅游业的发展扩大过程也就是旅游目的地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旅游业发展初期，旅游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效应还未显现，受旅游业影响的非贸易部门消费的提升还未带来该部门工资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得除旅游部门外的其他贸易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进而增加其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以至于产生的经济福利被转移到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地区。此时，在旅游业发展初期，旅游目的地主要面向大众旅游，所提供的旅游产品也比较简单，如旅游观光产品，旅游产业结构相对简单，产业链相对较短。当旅游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旅游目的地开始针对不同类别的游客提供多样化旅游产品，兼具大众旅游产品和精品旅游产品且旅游产业结构开始多样化。当旅游业发展到足以改变非贸易部门工资率时，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力会被逐渐转移到旅游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此时其他贸易部门的产能不足以供应需求而不得不通过进口来满足区域内部需求，此时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如果再进一步发展，边际效应将递减为零，甚至为负，最终导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开始变成负效应，引起居民的“贫困化”效应，此时旅游目的地也开始进入路径依赖阶段。除非此时旅游目的地采取创新战略来打破路径依赖效应，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面效应。

不同于Adamou等认为转折点为20.8%、Po等研究认为转折点是4.0488%和4.7337%、Deng等研究认为转折点为1.80%和2.04%，本研究认为转折点为13.38%。这可能跟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源有关，因为研究数据是国内旅游总收入数据，而其他采用的都是国际旅游收入数据。此次研究认为，国内旅游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80%以上，且对于以省级为旅游研究对象而言，国内旅游也被视为外区域对本区域旅游的需求，因此本研究使用的是旅游总收入数据。此外，通过使用差分广义矩估计克服了内生性偏差和一致性问题。尽管不同的文献对转折点的估计不同，但这些文献基本认同一个观点：旅游业不同的发展程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是不同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是具有阶段性的。

3.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也为考察旅游业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别，本研究将中国31个省市区分为两个部分：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分别运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来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第2列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估计结果，第3列是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估计结果。第1列中，上一年（yi,t-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资本投入、受教育程度和全球化程度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第2列中（对沿海发达地区而言），除旅游规模外，仅有受教育程度和全球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3列中（对内陆欠发达地区而言），上一年（yi,t-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球化程度对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同第1列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相比，三者认为旅游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趋势是相同的，均呈现倒U形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了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一种倒U形的趋势，且这个结果是稳健的。

沿海发达地区的转折点明显快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这意味着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到来的时间会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该结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效应差异原因可能如下：①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处于不同的阶段。我国旅游业是从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步入正轨，且由于入境旅游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重点，国际旅游者对于中国的认知仅局限在沿海省份，彼时中国入境旅游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因此，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②作为旅游业六大要素之一的旅游交通在沿海地区的发展状况优于内陆地区，因此，沿海地区的旅游可达性高于内陆地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旅游者都会倾向于到旅游可达性高的地区旅行，因此，沿海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当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开始从简单的大众旅游发展到成熟的具有多样化旅游产品的阶段，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才刚刚开始萌芽。③沿海发达地区居民在早期旅游业快速发展和经济增长所带来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福利下，再加上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交通可达性也在逐步提高，沿海地区的居民开始逐步将可选择的旅游目的地扩散到内陆地区。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由于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前者，将前者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人数远远低于后者。因此，沿海发达地区由旅游部门发展带来的非贸易部门消费增加、工资率上涨，进而使得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力转向非贸易部门，增加其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最终使得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的时间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假设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周期相同，由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导致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转折点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转折点。

综上所述，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地区，且其影响趋势都是相同的，只是转折点在沿海发达地区来得更快。在转折点出现前，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内陆地区，二者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当沿海地区的转折点出现时，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此时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开始逐渐缩小，呈现发展趋同的趋势，结果同前面的旅游发展基尼系数和经济发展基尼系数相同。

三、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长期以来，旅游业被看作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够增加居民收入、就业机会，联动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然而，旅游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假说始终存在争议，未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探讨旅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产业转移情况和居民福利效用变化，通过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并具体区分了旅游业发展对沿海发达省份和内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影响之间的差别。总体而言，旅游业的发展能否给小型开放经济体居民带来正向经济福利效应取决于旅游发展阶段。在初期，旅游业对其他部门的影响效应还未显现，受旅游业影响的非贸易部门消费的提升还未带来该部门工资率的大幅度提升，使得除旅游部门外的其他贸易部门劳动力转移到非贸易部门，进而增加其他贸易部门的“进口”消费以至于产生的经济福利被转移到旅游目的地以外的地区；等到一定程度，旅游业发展到足以改变非贸易部门工资率时，其他贸易部门的劳动力会被逐渐转移到旅游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此时其他贸易部门的产能不足以供应需求而不得不通过进口来满足区域内部需求，此时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如果再进一步发展，边际效应将递减为零，甚至为负，最终导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也开始变成负效应。也就是说，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可能是先增加后减少的。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旅游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理论分析部分所预想的那样，旅游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形，即旅游业的发展在初期会带动经济增长，但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边际效应会逐渐减少，并最终会带来负面效应。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看，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呈现倒U形的趋势，只是沿海发达地区的转折点明显快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这意味着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到来的时间会早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该结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模型上对我国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本研究是从省级层面来探讨增长影响效应的，未来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可从城市层面来更进一步探究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因为每个省内不同城市的旅游业发展并不是均衡的；对增长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可以进一步将我国的31个省、市、区分为东中西3个部分来考察。

2.政策启示

一方面，协调好旅游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假设城市是由旅游贸易部门、其他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组成的，对于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由于内部市场相对外部市场较小、拥有的自然资源也比较局限、城市经济结构相对较为单一，旅游业发展给经济带来正面效应的转折点会来得更快，旅游业发展给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效应的持续时间会更短。相较而言，如果经济体本身的资源丰富、经济体内部市场足够广阔、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足够多元，那么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能持续更久。这意味着,区域的经济增长不能完全依赖于旅游业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加强经济体内部产业结构的多元性、使经济体内部产业结构比例更为合理化，要扩大经济体内部市场、加强经济体内循环，从而保证区域经济增长稳定。在此基础上，扩大旅游业的发展才能更持久地带动经济增长，不至于旅游业扩大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大于收入效应。

另一方面，旅游政策制定要突出区域差异。根据研究结论可知，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速度是不同的，沿海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早于后者，且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转折点是快于后者的，这意味着当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效应开始递减之时，内陆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效应仍然在不断增加；当沿海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效应降为零时，内陆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增长效应仍然为正。这对旅游发展政策制定者来说面临两个问题：从区域发展差异的角度来看，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带动效应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从长期来看是趋同的；然而，研究结论也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长期来看是负面的。因此，在制定旅游发展政策的时候需要突出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沿海发达地区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业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比如，针对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应该要将旅游业转型升级，针对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为滞后的内陆欠发达地区，应该要在提升旅游产品品质的同时，加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和复杂性等。此外，还应该要考虑旅游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加强全域旅游的发展，区域间合作共建跨区域旅游集散通道和旅游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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